“给我一根觉醒年代款雪糕！”“抱歉，只剩样品了。”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上海宣传片拍摄,上海产品视频拍摄,上海视频制作《觉醒年代》文创产品首发亮相，即被抢购一空。从李大钊、陈独秀联名款走红到“边追剧、边学党史”，从繁花似锦的延乔路到“觉醒语录”刷屏，中国青年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亲近“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觉醒年代》的“出圈”，给龙平平带来了莫大的惊喜。走下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原创编剧奖的领奖台，他作出一个决定：关上手机，闭关修订，创作同名长篇历史小说。从剧本到小说，增加的远不止10多万字……

写到动情处泪流满面”是不可避免的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即将在《解放日报》连载。听说，为了打造精品力作，您花了一个多月进行再创作。电视剧如此成功，为何还要“闭关修订”？龙平平：感谢《解放日报》对《觉醒年代》的厚爱，这次拿出更多的篇幅连载小说，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写作《觉醒年代》剧本时，我经常被剧情感动，并获得许多感悟，有一种进一步抒发情感的冲动。但剧本有特定的格式和要求，编剧对历史和人物的认识、解读，主要是靠演员的台词和表演，通过二度创作来实现的，形象化的表达和直接的文字叙述是有差距的。所以，在写作剧本的过程中，我多次产生了不过瘾、意难平的感觉。那时我就想，剧本完成以后，一定要在此基础上写一部历史小说，把我在剧本创作中对历史、人物和剧情的一些深层次思考，特别是夜深人静时头脑中突然闪现的一些灵感，畅快淋漓地用文字记录下来。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剧本创作相比，小说修订是不是轻松些？

龙平平：剧本在2017年就通过审查准许拍摄了，但这只是电视剧制作的**个环节。从筹拍到播出的几年里，《觉醒年代》得到了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的心和主创们一样一直绷得紧紧的，不敢有半点懈怠。毕竟，这是一段从未在荧屏上展现得如此充分的历史，拿捏的分寸、把握的尺度，就像“西天取经”一样，是一关一关炼成的，熬人。那几年，除了这部电视剧，我不敢也没有心思去做别的事情。电视剧播出后，确实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而这几年熬出来的、对这段历史更多的感悟，也让我有了愈发强烈的创作冲动。尽管社会活动更多了，但我还是下决心关掉手机闭关一个多月，完成了从剧本到历史小说的创作。由于有将近7年的积累和心得，创作的过程比较顺畅，60多万字几乎是一气呵成。安徽省委宣传部和安徽人民出版社给了我很多帮助，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也以超出寻常的速度完成了审批手续，我打心眼里感到幸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电视剧相比，小说有什么不同？龙平平：小说《觉醒年代》是在剧本基础上改写的，基本内容、基本结构、基本人物都没有改动，改动的是表现形式，是对剧本的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特别是思想性的丰富与升华。

电视剧是表演艺术，重在展现人物和故事的状态；小说不仅描述过程，还可以通过文字手段，多角度、多层次、集中完整地描述人物和故事状态的由来、结果，形成完整的叙述链条。特别是，小说可以通过文字的细腻分析和评论，更加深入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故事的本质含义，引导和启发读者对历史、对人物的认识与思考。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可否说，小说比剧本更丰富、更耐读？龙平平：小说是作者个人的作品，电视剧是集体项目。写小说，作者可以天马行空、灵魂“出窍”，思想自由翱翔，电视剧本的自由度则相对小一些。

《觉醒年代》播出的电视剧是43集，转换成文字大概不到50万字。小说60多万字，增加了不少故事情节和对历史、对人物的分析、思考、评论，应该说更加立体、通透、可读。文学创作说到底是情感的释放。《觉醒年代》这段历史太精彩、人物太感人，写到动情处，“泪流满面”是不可避免的。但光“泪流满面”也不行，还要有对历史的感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看到历史的魅力和价值。

在我心里陈延年是一个“纯粹的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小说比剧本多了10多万字，主要增加了哪些内容？龙平平：内容的丰富是全方位的。“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是我在介绍电视剧时常说的一句话。但是，受各种因素限制，电视剧其实很难展现百态。小说里的人物，则不受限制。比如，电视剧中没有出场的一些历史人物，潘赞化、张玉良、高宇罕、马寅初、马骏、段祺瑞、冯国璋、徐树铮等等，小说中都有一定的笔墨。电视剧中大家印象深刻的人物，在小说中则更加丰满、鲜活。增添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从合到分”的原因、过程交代得更加详细。李大钊是最先觉醒的、坚定的殉道者，是具有鹰一样的洞察力和火一样热情的北方汉子；胡适是思想上的智者、行动中的阴阳人，始终在旧伦理与新思想、旧道德与新文化之间徘徊。对二者人物性格的描写，小说用笔很多。

关于三个人的家庭生活，小说也更加丰富。陈独秀与高君曼，郎才女貌，自由恋爱，家庭生活却是“夫为妻纲”；赵纫兰比李大钊大6岁，两人情投意合、相敬如宾，家庭和睦；风流才子胡适娶了个“小脚悍妇”，在家里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仔细品味这三对夫妻关系，读者可能会得到别样的感悟。二是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的关系。这是小说中的华彩篇章。我从不认可这父子三人是冤家对头的说法。实际上，陈独秀教育子女的方法很**，他把两个儿子从安庆接到上海来放养，每月给10块大洋让他们去闯荡，鼓励、尊重他们放飞理想，引导他们追求真理。陈延年、陈乔年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经典体现，这与陈独秀的教育培养密不可分。陈延年、陈乔年也是敬重和崇拜父亲的。陈延年与陈独秀的矛盾主要有两点：**点，作为现代青年，他看不惯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并与之展开坚决斗争。

第二点，他有与父亲不同的家国观。陈延年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有常人不及的爱国情怀。他认为，国难当头，家国不能两全。这从他制定的“六不”戒律和终身未婚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他之所以很早就痴迷于无政府主义、不赞成暴力革命，亦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这就难免会与父亲发生思想冲突。

小说对陈独秀父子三人的关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做了较为充分的文学化展现，希望大家可以仔细品读。

三是陈延年和柳眉的关系。

柳眉是我反复斟酌、精心设计的一个没有原型的虚构人物。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是功能性的，是为塑造陈延年服务的。小说在剧本的基础上，对两人的关系作了较大幅度的丰富。

我多次说过，《觉醒年代》中我最想写、最推崇的就是陈延年。早些年，在参与《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的创作中，我受一位老**的启发开始研究陈延年，他生活过的地方我几乎都去过。在我心里，他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个“纯粹的人”。

小说不是摆事实讲概念

而是讲故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陈独秀、李大钊可说是《觉醒年代》的“双男主”，这在过去同一题材的艺术创作中并不多见。

龙平平：从写《觉醒年代》那一天起，我就一直悬着心。说到底，还是因为陈独秀。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说，陈独秀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的。他创造了党，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2019年10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称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人”。这篇文章是以中央党史研究职能部门名义发表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小说《觉醒年代》想让读者看到的，就是这样的陈独秀。我以为，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大问题。小说毕竟与教科书不同，不是摆事实讲概念，而是讲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鲜活、生动的陈独秀。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要实现这一点，挑战是不是比想象中的大？

龙平平：确实，能否塑造好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各方面都能接受的陈独秀人物形象，是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魂牵梦绕的事情。挑战之多，难度之大，难以想象。

我对事实基础上虚构的两个情节铭心刻骨。

一个是陈独秀的思想裂变。

“五四”之后的一个月，当陈独秀走出家门，看到北京大学变成了关押几千爱国学生的监狱时，他的思想崩溃了。这种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可耻的事情，让他几十年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在红楼里独自流泪，在思想的炼狱中挣扎了几个时辰，终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完成了与旧民主主义的彻底决裂。

当晚，他写下了《研究室与监狱》这一名篇。后来，又亲自上街撒传单，决心飞蛾扑火，牺牲自己，以血醒民。

写到这里，我突然不能自已，躲到厕所里伤心了很长时间。一个人脱胎换骨，成长为革命者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不应该得到后人的尊敬吗？

另一个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我查了资料，那一年北方大灾，饿殍千里。看到海河大堤灾民遍野、哀天嚎地的惨状，陈独秀发出了建党的誓言。李大钊问：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哭着说，不为别人，就为眼前的这些难民，为了他们能像人一样地活着，能够得到人的快乐、人的尊严、人的权利。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样的话，恐怕只有当时陈独秀这样性格、这样品质的人才说得出来。看到这里，谁敢说共产党不伟大？

今天，我们党百年华诞、生机勃勃，我们的国家安定祥和、人民幸福，不能忘记党的缔造者，应该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建党百年之际，鸟巢上演《伟大征程》，开场40秒，即是《觉醒年代》中两名演员表演“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我由衷地感佩党中央，展现了百年大党回望历史的成熟思维、科学态度。

近代中国的主题

可以说是“赶上时代”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觉醒年代》讲述的是1915年到1921年的历史。重温这段历史，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龙平平：近代中国的主题可以说是“赶上时代”。《觉醒年代》的剧本和小说都是从“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强敌”这个基本判断讲起的。

三千年，曾经是荣耀，突然变成了包袱。背着它追赶时代，步履艰难是必然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用75年的时间向西方学习，试遍了各种*方，直到1915年才找到了“民主”“科学”两位先生，通过思想启蒙，跨越了从农耕传统到现代文明的门槛。

《觉醒年代》中有一句话：民众的思想一旦觉悟，旧的社会就失去了根基。一个国家的觉醒，标志是找到“赶上时代”的正确道路。新文化运动让中国人认识到，封建主义救不了中国；五四运动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也救不了中国。正是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最先进的一部分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的目标。

这是不是中国“赶上时代”的正确道路？一开始，很多人是有疑虑的。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时间回答了这个问题。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把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国家建设成了富裕文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6年的历史，追寻创党轨迹和伟大建党精神，*大多数人都会心悦诚服：先驱们的选择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回味。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也有人说，《觉醒年代》在叙述这段筚路蓝缕的历史时，也美化了一些人物和情节。比如，把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都“洗白”了。

龙平平：对待历史，我信奉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宜粗不宜细。

我是1978年进北师大学历史的，之后跟吴文藻、林耀华先生学民族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100年前的中国社会，正是三千年农耕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最初的裂变时期。从裂变到定型，需要很长的过渡期。

《觉醒年代》中，蔡元培有一句台词：“无论将来发生到什么时代，终将是以我们今天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这就是我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整体的看法。当时的新旧之争，说到底，是传统与现实的冲突，是农耕社会与工业文明的冲突，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不能用简单的对和错来概括。没有这种文化的争论，中国就依然是农耕社会的“死水一潭”，就不可能“赶上时代”。所以，《觉醒年代》对守旧派不是“洗白”，而是尊重。

对辜鸿铭的刻画，我确实费了心机。我对辜鸿铭的思想作了反复梳理，从中择出了“温良”两个字。那个时候的辜鸿铭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对中国人的精神有同感，也不算是巧合。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前些日子，“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上了网络热搜，不失为一个有力证明。

当然，对新文化主将一些过激的观点，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而掩饰。实际上，新文化的多数主将，包括陈独秀，最后都回归到传统文化中去了。历史研究要“通古今之变”，我想通过文学作点尝试。